“文章之变，至八家齐出而极盛。文章之道，至八家齐出而始衰……夫专为八家者，必不能如八家。”（清·刘开云《与阮云台宫保论文书》）。无论是明道、论政还是艺术风格，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散文无不代表着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，“是以怊怅述情，必始乎风；沉吟铺辞，莫先于骨。故辞之待骨，如体之树骸；情之含风，犹形之包气。结言端直，则文骨成焉；意气骏爽，则文风清焉。”在《唐宋八大家：古典散文的典范》中，葛晓音不但对唐宋文风改革的精神追求做了深入观察，还对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等大家对儒家传统政治观和文学观进行了全面的清理，特别是从儒道内涵的演变出发提出来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。

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散文在精神上一脉相承，又各具鲜明的艺术风格。“文以载道”，既喻指着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不为文而作”的精神，又突出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。在《唐宋八大家：古典散文的典范》中，葛晓音浓墨重彩地阐述了“古文运动”（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，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）的社会历史价值。她认为，除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外，宋代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皆是“古文运动”倡导者、践行者的典型代表。尽管他们或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，但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。一是倡导“有用之言”，强调行文“必须适用于当前时务”；二是“文以贯道”，“道”即“圣人之道”、“尧舜之道”，这是文章之本，文章之思想内涵之核心所在。

“古文运动”不仅是文体的革命，更是文章内容的变革，“阐明儒家古道的宗旨，摆脱骈俪体的束缚，使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。” 韩愈认为古文的内在精神是由作者的人格精神、内在品性所决定的，也就是文格与人格要达到高度的统一。用“经世致用”之文章关心时政，文以明道达到教化，爱民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体现出自己人生价值的崇高志向。作为文坛领袖，欧阳修的政论、史论和文论与当时的政治斗争、政治改革紧密配合，其中既包括了对北宋土地兼并、官吏冗滥、上层社会奢靡、徭役赋税沉重等重大社会积弊的具体分析，又对财务、边防、任贤等政治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。以文参政，以政入文。欧阳修的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被誉为“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”。

唐宋散文最突出的特征是照关社会现实，“乐民之乐”“忧民之忧”。《原毁》《朋党论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。针对中唐士大夫相互攻伐、道德不修的积俗，韩愈在《原毁》中以“古之君子”和“今之君子”在责己和待人上的不同态度作为对比。行文严肃而恳切，句式整齐有变化，语言生动形象，刻画入木三分。“唐宋八大家”在文坛政坛上占有崇高的地位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可。他们中的欧阳修不但散文风格“具有古风的质朴流畅，而且毫无迂腐做作之气”，“欧阳修也是一位历史学家，我毫不犹豫地将其置于班固之上” （徐仲年《中国古今文选》）。欧阳修尤擅把政治主张融于文学之中，他的《朋党论》即针对传统“君子朋而不党”反复论证，从根本上揭示了“朋党”的实质。他认为，“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”，关键在于“辩其君子、小人而已”。“心有信仰，胸怀天下。”不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，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散文守护着读书人高洁的人文情操，并张扬着传统古典文学的清风俊骨。

“夫立言之士，自成一家为难，其得称为大家，抑尤难也。是故巧言丽辞以为工者，非大家也；钩章棘句以为奥者，非大家也；取青妃白，骈四俪六以为华者，非大家也；繁称远引，搜奇抉怪以为博者，非大家也。”正如清代著名理学家张伯行先生在《唐宋八大家文钞·原序》中所言，大家之文，其气昌明而伟俊，其意精深而条达，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，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。透过《唐宋八大家：古代散文的典范》，无论是信手一章还是随手一页，我们皆可由此对唐宋古典散文通观衢路，即“无论是对八家成就的条析论列，还是对具体篇目的编选解说，（葛晓音）都深具会心”（刘宁《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：读葛晓音〈唐宋八大家：古代散文的典范〉》）。

刘英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