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，现在似乎是不用多说的问题。但实际上，对于荀子思想主旨的认识，历史上却有过不同的争论，直到现在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人们的认识还有很大、很多的分歧。

前人认识的分歧

荀子不仅传习儒家学说，守“孔子家学”等儒家“正学”，而且连他的弟子韩非在说到“儒家八派”的时候，也将“孙氏之儒”列在其中。所谓“孙氏之儒”，指的就是荀子。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《孙卿子》乃是被列入“儒家类”的，显然，无论战国时期还是汉代的学者，都是没有任何疑问地以荀子属于儒家的。

实际上，唐朝以前的学者大都如此。唐朝，大学者韩愈以儒家道统传人自居，不仅“原”儒家道统，而且按照自己的理解，一味地褒扬孟子而贬抑荀子，他说：“考其辞，时若不醇粹，要其归，与孔子异者鲜矣，抑犹在轲、雄之间乎？”以为其说在孟子、扬雄之间，要削去“荀氏之不合者”以“附于圣人之籍”，从而给荀子以“大醇而小疵”的评价。在总体上，他仍然认为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。

中唐以后，情况有了很大的反转，宋代的理学家们尊奉子思、孟子学说，以思、孟为儒学正统，说孟子死后“千载无真儒”，视荀子为儒家异端，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攻击。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则认为荀子的思想主张“悖圣人者也”、“极偏驳”，在他看来，“只一句性恶，大本已失”，认为荀子的主张尤其是人性学说，与儒家的精神不符。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以荀子为法家，他说：“荀卿则全是申、韩，观《成相》一篇可见。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，愤闷恻怛，深欲提耳而诲之，故作此篇。然其要，卒归于明法制、执赏罚而已。”在人性方面，朱熹甚至说：“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，性善渠分明，不识道理。”

宋代以来，尤其是明清两代，许多学者都认为荀子思想有浓厚的法家气息，或直接以荀子思想属于法家。围绕与法家的关系，出现了许多的名目，比如，有人认为荀子是继承了儒家的法家，有的认为荀子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法家，有的说荀子是儒表法里的人物，有的说他是法家的老师，培养了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
宋代以后，对荀子思想的学派属性，人们的看法大要归于这几类：一是认为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；二是认为荀子的思想虽然属于儒家，但兼收并蓄了其他各家的思想；三是他的思想基本属于法家。

荀子的儒家本色

在荀子的著作中，他明确自报“家门”，而以儒家自居，他属于儒家自应无疑。在《劝学》篇中，荀子说：“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，隆礼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礼，安特将学杂识志，顺《诗》、《书》而已耳，则末世穷年，不免为陋儒而已。将原先王，本仁义，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。若挈裘领，诎五指而顿之，顺者不可胜数也。不道礼宪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之，譬之犹以指测河也，以戈舂黍也，以锥餐壶也，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礼，虽未明，法士也；不隆礼，虽察辩，散儒也。”荀子认为学习最重要的是接近良师益友，从而才能更好地隆礼，他希望人要上好其人，下能隆礼，原先王，本仁义，不做所谓的“陋儒”、“散儒”。

除了“陋儒”、“散儒”、“腐儒”等概念，荀子还提到了“大儒”、“雅儒”、“俗儒”、“贱儒”等概念。这表明，荀子作为儒学中人，对有关儒家思想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。在《儒效》篇中，他将人们分为四种，即“俗人”、“俗儒”、“雅儒”、“大儒”，分别论述他们对于治国安民的作用，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“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，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，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，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，天下为一，诸侯为臣；用万乘之国举错而定，一朝而伯。”据《大略》篇记，荀子认为有的话属于“家言邪说之所以恶儒者”，他认为：“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，验之以近物，参之以平心，流言止焉，恶言死焉。”荀子的儒家本位立场可谓昭昭然也。

在《荀子》一书中，荀子反复称扬孔子、子弓，以作为自己的师承。“子弓”就是孔子弟子“仲弓”。在《非十二子》篇中说：“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，在一大夫之位，则一君不能独畜，一国不能独容，成名况乎诸侯，莫不愿以为臣，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，仲尼、子弓是也”。荀子遍“非”各家，而独称仲尼、子弓。在《儒效》篇中说：“通则一天下，穷则独立贵名，天不能死，地不能埋，桀、跖之世不能污，非大儒莫之能立，仲尼、子弓是也。”这里，荀子将仲尼、子弓称为“大儒”。

荀子“法后王”乃“法周公”

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，除了“性伪论”之外，还有一个概念非常引人瞩目，那就是他的“法后王”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乃至其他不少学者都常常谈及“先王”，而荀子独独创立了“后王”这一概念。在《荀子》一书中，他并没有对“后王”的概念明确加以界定，从而使得后人进行了种种推测。有人认为指“近时之王”或“当今之王”；有人认为指周文王、周武王；有人认为是指周公；有人认为指相对于开创之王的守成之主；有人认为并不特指某个现实人物，只是荀子构想的一个理想人格；还有的认为是指“先王”、“百王”序列中的后者；还有人认为是指孔子。

我们认为，荀子倡导所法的“后王”，很可能是暗指周公；他所说的“法后王”很可能就是“法周公”。这在《荀子》各篇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踪迹。《不苟》篇中说：故千人万人之情，一人之情是也；天地始者，今日是也；百王之道，后王是也。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於百王之前，若端拜而议。推礼义之统，分是非之分，总天下之要，治海内之众，若使一人。故操弥约而事弥大。五寸之矩，尽天下之方也。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，则操术然也。

在这里，荀子所讲的是一个“操术”的问题，他希望政治的治理要效法“王道”，但要去繁就简，因为他认为“操弥约而事弥大”。有人曾说，智者的简单，并非因为贫乏或缺少内容，而是繁华过后的一种觉醒，是一种去繁就简的境界。荀子所希望的这种“简单”不是对“繁华”的否定，他是以“一人”而推“千万人”，以“天地始”而推知“今日”，以“百王”而推“后王”。

孔子认为三代文化是相互“损益”的关系，荀子的说法与孔子思想一致。当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可否推知十世的情况时，孔子说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周代的礼制包含了夏、殷二代，是对前世内核的继承，其所变更者，是不切实的部分，是经过实践检验必须扬弃的东西。与孔子一样，荀子的着眼点同样也是“周道”。而最能够代表周道，奠定了周代礼乐文明基础的乃是周公。孔子说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又说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孔子还说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馀不足观也已。”联想到荀子自称师承孔子，这些话简直就是荀子言语的注脚。

从周公制礼到荀子“隆礼”

周公是制礼作乐的人，在继承先王的基础上，在“损益”夏、商二代之礼的前提下，他统御礼义，齐一制度，确定了人们的行为法度，更奠定了周朝“郁郁乎文哉”的礼乐文明。

孔子是周公之后的又一位礼乐大师。孔子“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”，主张仁政德治，他的仁政思想是在其礼治思想基础上阐发开来的。为了保证礼制的施行，孔子又注重刑罚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大上以德教民，而以礼齐之。其次以政焉导民，以刑禁之，刑不刑也。化之弗变，导之弗从，伤义以败俗，于是乎用刑矣。”在这里，刑之用乃以德为前提，刑只用于愚顽不化、不守法度的人。刑以止刑，刑以佐教，宽猛相济，这其实正符合孔子的一贯主张。

孔子以后，荀子推崇仲弓，尊称其为“子弓”。《论语·雍也》记载说：“仲弓问子桑伯子，子曰：‘可也，简。’仲弓曰：‘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？’子曰：‘雍之言然。’”对仲弓“居敬行简”的思想，孔子表示完全赞同，这与孔子、荀子的思想有相通之处。

荀子的政治主张，继承了孔子、仲弓等的礼、法结合的思想，呈现出了“礼治”与“法制”并重的特征。《荀子》中有《礼论》篇，是荀子阐发“礼”的起源、内容和作用的文章。“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於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”很明显，荀子把“礼”解释为调解财产关系、调解社会关系的伦理范畴和标准，是“先王”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、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“度量分界”。荀子的“礼”已经包含了“法”的思想，所以他的“法”实际上也就是在他所处的社会中起不成文“法”的作用，这就是有了调和礼、法的倾向。

荀子认为，“礼”的内容虽包含“事生”、“送死”、“祭祀”、“师旅”等等，实质不外乎“养” 和“制”，即所谓“养人之欲”以及“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”。荀子强调礼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人无礼不生，事无礼不成，国家无礼不宁”，他认为礼是治国的根本乃至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，即“人道之极”，同时也是至高无上、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。

在强调礼治的同时，荀子还强调法治。他说：“法者，治之端也。”荀子认为，通过礼义教化，可以“赏不用而民劝，罚不用而民服”，这是礼治的优越性。但是，礼义的教化又不是万能的，要把礼义的教化同法制的刑赏结合起来。他反对“不教而诛”，也反对“教而不诛”，又反对“诛而不赏”。他说：“故不教而诛，则刑繁而邪不胜；教而不诛，则奸民不惩；诛而不赏，则勤励之民不劝。”可见，荀子对于法制上的赏罚手段也是非常重视的。

在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，“礼”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观念。他曾明确说：“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群类之纲纪者也。”因此，他提出了治国的指导思想或者纲领：“隆礼重法，则国有常，尚贤使能，则民知方。”又说：“君人者，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。”他继承和损益了孔子、仲弓的思想，突出强调了“礼学”，又十分重视刑罚在治国中的辅助作用。荀子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，以至于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、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。

杨朝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