仅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

——《我在鲁编室》

“鲁编室”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简称，专门负责鲁迅著作编辑出版业务。迄今为止，国内出版鲁迅全集约有数百种版本，就编校质量、阅读与研究鲁迅所倚重者而言，首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、2005年版，前者源自重大政治任务、国家文化工程，后者因时顺势修订，均由当时最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编辑注释。

《我在鲁编室》的作者，是1981版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、第十卷《古籍序跋集》责编，2005版《鲁迅全集》编委（负责第十卷的修订），2009年版《鲁迅大辞典》的执行编委。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在1958年版10卷本基础上，又增加了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《古籍序跋集》《译文序跋集》《日记集》《书信集》等，皆初次注释，从中可见作者任务之重。作者1979年10月至2005年在“鲁编室”驻社凡两年多，此间经历留下的记忆“极其丰富、极其生动、极其深刻”，本书收入15篇文稿，前5篇“记事与怀人”，追忆“简朴的生活，圣洁的事业，紧张的工作，蓬勃的朝气”；后10篇为鲁迅研究论文及田野调查报告。

此书颇不易读。一则文章笔墨事涉鲁迅，而鲁迅是巨大难解的存在，毛泽东评价鲁迅是“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、民族英雄”，曾被鲁迅多次痛骂的胡适却说，“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，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，鲁迅是我们的人。”在文艺上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奠基者，“为后学开无数法门”，但也有学人作家贬低鲁迅作品“戳不住”，要与鲁迅的传统断裂、搬开鲁迅这块“老石头”。时至今日，鲁迅依然是“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”。作为《文化人生丛书》之一种，“我在鲁编室”的师友都是鲁迅研究专家，某种程度上与鲁迅声气相通、同气相求，不了解鲁迅，便难读书知人。此书难读再则因为研究论文多涉古籍考证，尽管行文清通，非专家不得其门。作者的前言后记，怀人记事，知世论文，使全书在时空、人生、学问上融为一体，能呈现作者的道德文章于一隅。

此书的价值附丽鲁迅的价值。而鲁迅，无论如何毁誉，都是中国的圣之时者，是“民族魂”，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”鲁迅也曾说，“此后如竟没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”近现代中国以来，鲁迅在社会革命、思想革命、文艺革命等领域确乎是一束耀眼的炬火，“此火为大，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。”鲁迅葬礼之后，作家萧红曾经写了一首诗：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根小小的花草，但，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，只是说一声：久违。悼亡何其深情，这是元气淋漓的人的致敬。“我在鲁编室”的工作生活学术，也是一个前辈学者对鲁迅的致敬，读来令人心怀感动。

真性情。在鲁编室的众多学者，如朱正、包子衍、马蹄疾，林辰、李文兵、韩之友，陈琼芝，杨占声、邹恬，周振甫、降云，陈翔耀等先生，包括作者，有不少是文革受害者，身担“罪名”专注工作，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，彼时学者有信仰、有使命；一见如故，相待以诚，不计名利，安于清贫，睡双人间、硬板床，仅信封一札、稿纸两本，数支红蓝墨水、圆珠笔、毛笔，就投入圣洁的工作，彼时学者有事业、有追求；工作之余谈天说地，鱼龙曼衍，偶尔看场午夜电影《莫里哀》，避开门卫爬栏回社，把酒持螯北戴河，高唱英文歌，彼时学者有风度、有情操。

作者重点回忆了与林辰、蒋锡金、包子衍、陈宗棠（马蹄疾）诸先生的学术人生交往，“仰之弥高，近之弥亲”的林辰先生，他的“奢侈”其实是整洁简朴，爱好是清水濯足，他对定稿的把关是“确实出于鲁迅手笔”这一原则，《<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>评语》《<蜕龛印存>序》《维持小学之意见》，因为是周作人起草，所以坚持剔除。林辰先生臧否人物最重品格气节，对某国学专家和唐宋词专家品评道：学问真好，可惜气节有所缺欠！对周作人也是如此观。林辰先生从善如流，接受作者关于《嵇康集考》注释补加校注性注条建议，突破了既定注释体例。作者与蒋锡金先生的交流缘于鲁迅《自题小像》一诗写作年代的书信探讨，锡金先生对“犬儒学说”的鄙视，“惟真理是崇”的学术品格和道德操守，体现得淋漓尽致，贯彻始终。包子衍先生能吸烟，善熬夜，苦治学，支持作者研究鲁迅与金石，并提供相关资料卡片；马蹄疾先生是鲁研界资料名家，顾大局，能吃苦，事业无私，生存能力强，另有《水浒资料汇编》，作者赞包马成就，伤其早逝。

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，“鲁编生活”留下的记忆是永恒的，“鲁编工作”赋予的收益是终身受用的，“鲁编师友”的印象是绝对不会磨灭的。作者笔下的“鲁编室”可视作某种历史时期的学术流派，其性质风格是纯粹的。

“钟会撰《四本论》始毕，甚欲使嵇公一见，置怀中，既定，畏其难，怀不敢出，于户外遥掷，便回疾走。”鲁迅，鲁编室学者，与魏晋风度，某种意义上精神是相通的。

真风骨。《我在鲁编室》传承实践鲁迅“不为实利婴心，仅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”求真精神，品评人物秉笔直书，研究论文不悔少作，坚持科学精神，坚持实事求是，有传统“士”之风骨。在作者负责编辑注释的两集中，关于调整体例、增补注文、注释内容等，敢于以真理为师，敢于以我为主，积极争取林辰、周振甫等先生支持，“至于上述两个集子八一年版注释中存在的问题，责任完全在我。”体现出作者的学术自信和担当。

作者敢于承认自身的历史局限。其早期论文《试论鲁迅的〈科学史教篇〉》，指出鲁迅重视用科学来改造人性，“立意在反抗，指归在动作”，严复主张用科学来“开民志、新民德”，其立意在“民之可化至于无穷，惟不可期之以骤”。反观少作，作者反思论文存在“文革”文风问题，把学术问题拉到“革命”与“保皇”、“唯物”与“唯心”两条路线斗争上去。作者认识到鲁迅关于此问题的历史观是非线性的，体现的哲学观念，也非二元对立，是既重“物理”，也重“圣觉”，既崇尚科学，也褒扬艺文。之所以保留论文原样，就是保留个人史、社会史的本真性，真实的历史才能揭示真理。

作者敢于修正鲁迅的“知识局限”。时人多说鲁迅多疑，鲁迅认为给他写信的“颜黎民”是假名，作者偶然得到线索，多方查证其人并未假托名姓，于是提供《书信》《日记》组同事，得以注释确证。作者《读鲁迅<会稽禹庙窆石考>》，围绕窆石铭刻文字、时代、形制，运用金石学、文字学、史学、文学方面的知识，结合自己实地考察，在鲁迅只论断、未论据情况下，正其是非，发扬了无征不信的朴学传统。在《鲁迅和<吕超静墓志>》论文中，作者运用其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和丰富的金石学、史料学等知识，全面阐释鲁迅考证此墓志的名字、款式、释文、历史文化价值，并指出鲁迅的失误之处。在《鲁注拾稗》中，关于《刘轲<牛羊日历>》，作者考证其版本源流，修正鲁迅之误，因无证据，对作者一说存疑；指出鲁迅在《小缀》中，对“清澜三尺，中洗明玉”语句引证判断与实际不符合。鲁迅认定《唐宋传奇集》中《古镜记》作者为隋唐间人王度，疑王度即王凝，乃文中子王通之弟。在《关于唐人小说<古镜记>作者王度的考证》中，作者抽丝剥茧，是鲁迅所是，非鲁迅所疑，考证出王度非王凝，乃王通之兄，并对王度及其家世梳理得清清楚楚。在《绍兴目连戏散论》中，作者否定鲁迅绍兴目连戏“似乎没有底本”的判断，详论目连戏的源流、内容、版本及地域差异，突破了鲁迅该领域视野，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了傩戏，论证傩戏在戏剧史上的价值和地位。

作者敢于标新立异。在《鲁注拾稗》中，关于《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（二）》的写作时间，经过作者史料考证，否定吴奔星先生认为呈文写作下限为1925年5月22日说，而持5月末、6月初说；查证当时史料，考证复原“杨荫榆在苏州的情况”、鲁迅《<“生降死不降”>中的“革命党”》现实中的实有人物，重新阐释《庄子·天下》“乱之上也，治之下也”的含义，否定他说。在《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》论文中，作者分析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，对鲁迅所谓“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”，作者指出儒学制度化、制度伦理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，儒学伦理化、伦理制度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特质，进而揭示出鲁迅不可能觉悟到的“中国却尚未经历藉自由经济以实现个人自由的过程”这一社会发展规律。

真学问。作者曾说，资料研究成果，其价值有时是远在某些理论文章之上的。确实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，如果抽去了西方研究方法，论文就失去了四梁八柱；如果抽去了西方理论观点，文章就失去了灵魂。极端地说，正如德国汉学家顾斌曾言，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。当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的大部，又何尝不是垃圾呢？这就显出老派学者的可贵，他们像搞自然科学一样搞人文研究，“大胆怀疑，小心求证。”编辑注释《鲁迅全集》是“我注六经”的事业，作者承担的两种书稿，“涉及敏感政治问题很少，但是文献、史料的查阅量十分浩瀚，常需大海捞针的功夫，既有上下求索的艰辛，也有椟中得珠的喜悦。关键在于必须下死功夫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，力求条条‘资料见底’。往往跑了上千里路，访了不少知情人，读了无数资料，花了大量考证功夫，反映在注文里，无非增减、改动一个标点、一处纪年或一个地名而已，毫不起眼。”对鲁迅作品涉及古籍、外国文学甄别真伪，正确校注、补注，要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力、扎实严谨的学术力，还要有面壁十年的定力。如《<鲁迅与辛岛骁>的一点补充》，从盐谷温的一篇演讲稿引申，作者有力佐证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在日本的影响，以及并未剽窃盐氏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》《为什么说这个李公佐不是那个李公佐？》，鲁迅认为唐传奇作者李公佐跟同时代的千牛备身李公佐并非一人，作者引经据典给予证实，并指出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史部传记类《建中河朔记》六卷的作者李公佐，跟传奇作家李公佐可能即为同一人。这种考证功夫让令人叹为观止。

《我在鲁编室》作者徐斯年先生，是鲁迅研究专家、武侠文学研究专家、编辑家，自云“述而不作”，实则学界“扫地僧”也。

高红斧